国民党三毛一戴是哪些人？(毛森和毛人凤什么关系)

国民党三毛一戴是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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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一戴”

三毛：

毛人凤--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上将

毛万里--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办事处主任，后任国民党台湾-中美联合办公室主任-少将

毛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少将

一戴：

戴 笠--国民党军统局局长-中将

毛森和毛人凤什么关系

一戴三毛:

戴笠、毛森、毛人凤、毛万里.

戴 笠：国民党军统局局长-中将 ；

毛人凤：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上将 ；

毛万里：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办事处主任，后任国民党台湾-中美联合办公室主任-少将；

毛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少将。

是谁策划了轰动一时的荣德生绑架案？

军统局同事。

毛人凤（1898年-1956年12月11日），字齐五，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人，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他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统局的重要人物，在戴笠死后继任局长领导全局。毛人凤在军统系统中与毛万里、毛森、戴笠并称为三毛一戴，另与李士群、徐恩曾、戴笠并称为四大特务。

毛人凤和毛森的关系是什么

说起民国上海的帮派，大家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曾经纵横上海滩的青、洪帮。但实际上，除了名声最大、势力最强青帮和洪帮之外，上海滩作为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冒险家乐园，也寄生了一大批土匪黑帮，如绍兴帮、浦东帮、苏北帮、湖北帮等等帮派，都曾在上海滩肆意横行。

他们绑架敲诈勒索，乃至于明火执仗的抢劫，几乎无恶不作。仅仅绑架一事，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到1928年间，列强的公共租界警方就曾逮捕了1598名绑匪。从这个数据中也可以看出黑帮行事之猖獗，绑架活动之泛滥。

黑帮横行的上海，不仅仅普通民众屡屡遭到欺压迫害，连上海的商贾名流们也难以幸免。例如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先、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五金大王?唐宝昌、?钻石大王?范回春、中法银行公司总经理魏荣廷等多人都曾被黑帮绑架。

而在上海滩诸多绑架案中，最具轰动的还要数1946年，上海滩第一富翁、著名实业家、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绑架案。

1946月25号，乘坐防轿车的荣德生和儿子、女婿及两名保镖准备回家，然而在家门口却被军警拦下，这些军警开着军用车辆，拿着盖着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深红色逮捕证将荣德生逮捕。

一起乘车的荣德生的儿子感觉有些蹊跷，父亲从未犯罪，再加上荣德生本人在上海具有崇高威望，为何会突然被军警逮捕呢？在往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核实时才发现，那些所谓逮捕荣德生的军警根本就是冒牌，父亲荣德生被绑架了。

荣德生被绑架一事迅速传遍整个上海，荣德生作为上海商界的领袖，他被绑架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也下令彻查此案。在高压之下，整个上海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等几乎同时对上海进行了大搜查。

但是，正所谓打草惊蛇，遍布上海的军警宪特不到没有丝毫成果，反而使得绑匪愈发谨慎。绑匪先是多次变换地方，直到第五天后绑匪才将电话打到荣家，索要的赎金高达100万美元。当时的美元是名副其实的美金，100万美元数额之巨，整个上海滩也没有几个人能一下子拿得出来。

在多次讨价还价之后，绑匪将勒索金额降至50万美元。荣家深知军警们的搜查虽然声势浩大，但是依靠腐败无能的政府，荣家老爷子被撕票的概率远高于被解救。因此，为保住荣德生，他们决定按绑匪的要求交纳赎金换回人质。

在与绑匪约定地点后，筹集了50万美元的荣家到达接头地点，不料却被事先得知埋伏在此的警方直接抓住，而绑匪却早已经事先逃走。最令人无语的是，警察没抓到绑匪，却将拿着美元的荣家人直接扣留，并将钱没收，理由是荣家擅自与土匪接洽，是私通土匪。荣家苦苦哀求之后，这些警察才将美元还给荣家。

无奈之下，荣家只能再次想法与绑匪联系，最终，荣家产业中的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因与绑匪骆文庆熟识，因此他作为中间人，最终躲过了警方，找到隐蔽的地点，用50万美元换得了荣德生被释放。

虽然荣德生最终被释放，但是荣德生绑架案在上海乃至全国影响都极为恶劣，作为知名度极高，也是当中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实业家，荣德胜在家门口遭到绑匪绑架，几乎使上海滩名流人人自危。连位于南京的常凯申也十分震怒，他要求上海限期破案。

最终，由于久查无果，这个任务落到了军统少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毛森身上。作为一名出色的特务，毛森明锐的特工嗅觉让他发现了手下黄绍寅的异常。他发现，收入并不高的黄绍寅突然挥霍无度，他不但买了美国汽车，还拿着美金出入十里洋场。

靠着这个怀疑和线索，毛森不但确认了黄绍寅是绑架案的主谋，更顺藤摸瓜一举将参与绑架案的15个人全部抓获。1946年8月27日，位于上海的军事法庭判处了主谋黄绍寅、骆文庆等8人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这场案件中，除了利益熏心的原军统特工黄绍寅之外，主要绑匪都处于一个帮派，这个帮派就是大名鼎鼎的嵊县帮。从轰动全国的荣德生绑架案中可以看出，要不是贪婪不知节制的黄绍寅迫不及待的花天酒地，这场绑架案即使有军警宪特等诸多部门共同努力，也很难被侦破。

作为?经验丰富?的老手，早在民国时期，嵊县帮在上海滩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嵊县帮在上海滩以绑票勒索为主，他们组织周密，经验丰富，心狠手辣，行事十分猖獗，屡屡犯出大案。1937年的京杭国道绑票案，也是嵊县帮所为。

可以说，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嵊县帮，几乎谈虎色变。嵊县帮并非凭空冒出来的，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明清之际，嵊县就以土匪闻名。到民国初期，嵊县土匪就转变?业务?范围，从明火执仗的打砸抢烧，逐渐转变为更具?技术含量?的绑架勒索。

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浙东四明山为中心，嵊县帮活跃于嵊县、诸暨、新昌、奉化等地，因此，这些土匪也被称为诸嵊匪帮。随后，诸嵊匪帮逐步将势力蔓延至杭州上海。嵊县土匪绑票，以组织周密、计划巧妙周全、手段残酷著称。

尤其是在1927年，孙传芳部被北伐军击败之后，孙传芳部的士兵被击溃后无路可去，纷纷携带枪支进入浙江山区与当地的土匪勾结，开始过上了聚啸山林的生活。这些实力大增的土匪，也成为浙北地区最大的匪患。

最嚣张时，有土匪甚至攻入了安吉县城，将县长和城内的八名富户掳走，并索要赎金高达50万元。当地的村庄，为了防止土匪作乱，每个村子都建有坚固的围墙，像一个小型的城堡一样将村子包围起来。甚至连只有九户人家的村子也建有围墙和城门。从中也可见嵊县土匪的猖獗。

这些嵊县帮的土匪，一直混迹于上海、苏南和浙北地区，整个民国时间始终未能彻底清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嵊县在内的嵊县匪帮，方才彻底被清剿干净。

他是毛仁凤的亲哥哥他能力不如他哥但结局比他哥好多了

毛人凤和毛森没有关系。

毛人凤（1898年—1956年12月11日），字齐五，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人，毛人凤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毛人凤是极度迷信的，对算命、看相、风水一类的术数学特别相信。

他认为自己一生的好运是和命相分不开的，潘其武对命相学极有研究，无论在何处发现了有名气的命相家，潘其武总是带去见毛人凤，毛人凤对方士的话，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毛人凤的五行中缺火，为补此火，特化名以炎，而且多年来一直延用此名，特别是戴笠的化名被改而死，毛人凤对这化名更是处处使用。

故居和墓地

毛人凤故居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贺村镇水晶山底村，据建筑风格和村民介绍是民国时期建筑，为坐南朝北的四合院式布局。砖木结构，前后两进三开间，一天井，左右设厢房，半封闭式阁楼。大门所在墙体上有装饰性圆形砖柱。前进穿斗式用五柱，后进六架梁，天井用石灰石砌成，厢房敞开式，保存完整。

毛人凤墓地位于台湾省新北市汐止区昊天岭，其墓园约百坪，墓旁有陆军上将毛君人凤墓表，墓志铭则为忠勤永念。该墓表与墓志铭皆为时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作品，后墓地迁离原址。

在军事系统中，有“三毛”之说，指的是三个姓毛的重要人物：毛仁凤、毛森、毛万里。

毛仁凤和毛森以前都被介绍过。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一根头发”——毛万里。

与毛仁凤和毛森相比，毛万里的能力差很多，最高只有少将军衔，军统局浙江站站长，与戴笠的关系也不是很好。他能与毛仁凤、毛森并称“三毛”，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兄毛仁凤的影响。

不过，毛人凤是三毛中结局最好的一个。

毛万里，1903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他有六个兄弟。他排名第六。五哥就是大名鼎鼎的毛仁凤。

毛万里的学历只有高中毕业，是“三毛”中最低的。高中毕业后，毛万里离开家乡到湖北黄陂县当了一名小文员，后来又回到浙江开化县当了小秘书。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毛万里在历史上是一个酱油制造商。他怎么会成为军事领袖？这就要说到戴笠了。

1932年，毛万里在家无事可做，于是心血来潮，报考了浙江警校。在学校公布录取结果之前，毛万里听说学校的特派记者是浙江人戴笠，就给戴笠写了一封信，显示他的拍马屁能力。

毛万里见到戴笠后，发现这个年轻人其实是毛仁凤的哥哥，于是说：“兄弟，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为什么不去考警校？跟我混！”于是，戴笠直接把毛万里调到了南靖鸡鹅巷53号。这个地方不简单。是军统特务最初的老巢，也是戴笠发迹的地方。

毛万里一出道就和军统老大戴笠打得火热。可以说他是相当幸运的。戴笠也非常信任毛万里，提拔他为私人机要秘书，成为戴笠身边的重要人物。

在全面抗战期间，毛万里成功地指挥了多次暗杀行动，除掉了许多汉奸。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提拔为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兼少将浙江站站长。

然而，尽管毛万里很受器重，他与戴笠的关系却不太好。他们脾气不好，毛万里喜出望外。戴笠对他印象不好。

有一次，毛万里奉命去中央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万里本想着升职加薪，不料戴笠对他的安排让他大失所望，他被任命为沈醉的秘书。当时，沈醉是一个军事上校，相当于毛万里。太好了，毛万里深造后没有升职，甚至去给另一个上校当秘书了。可想而知，毛万里非常生气。

毛万里心情不好，坚决拒绝做沈醉的秘书。戴笠知道后大怒。在会上，他点名批评了毛万里：“我派毛万里去工作，他两次违抗我的命令。万字头上有两个角，我是擦角工！”

这件事让毛万里坐了冷板凳，他在戴笠心中的地位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好了。

军统局东南办事处设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顾。当时第三战区的纪律腐败。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顾不愿得罪人，于是派担任第三战区执法队队长进行整顿。

毛万里也是个实诚人，认为这是自己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于是接连处决了几个贪官。结果整个第三战区都知道执法队长是军队系统的毛万里，这让军队系统和军队本已敏感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戴笠得知后批评毛万里：“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做出杀人这样的事！”

去台湾后，由于与蒋经国关系恶化，毛人凤于1956年因抑郁症去世。毛森作为毛仁凤的心腹，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一气之下



毛森的人物生平

父毛锡湖生有3子，毛森即为第三子。因家境贫寒，毛鸿猷本务农，后家道渐兴，15岁时才读小学，成绩甚好。他从一名小学教员，攀附戴笠、毛人凤，成为军统巨枭；抗战期间，他曾冒险潜伏在敌占区，两次被捕，又两次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逃脱；解放前夕身为上海警察局长的他，面貌儒雅，内心却凶狠，杀人如麻，绰号“毛骨森森”；败退到台湾后，他得罪了蒋经国，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并遭通缉，只得再次出逃。

军统巨枭“一戴三毛”

在偏处浙江西南一隅的江山县，上个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众多国民党特工人员，并且多属军统系统，其中“一戴三毛”尤为着名，人称军统巨枭。“一戴”即戴笠，“三毛”即毛人凤、毛森、毛万里。

“三毛”中的毛森，当年被视为“杀人魔王”，威名远播。然而其人其事，又久久蒙在一层神秘面纱之后，鲜为人知。

毛森原名毛鸿猷，1908年出生于江山县界牌和仁村。他小学尚未毕业，便借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考入衢州第八师范。

1930年从师范毕业后，毛森当了一年小学教员，便不安于这“猢狲王”的职业，于1931年考进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

恰在此时，戴笠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部属有妻舅毛宗亮和毛人凤、毛万里兄弟。毛人凤听说31届新生中，有个学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真毛善森是毛人凤的本家兄弟，毛人凤感到奇怪，为何“毛善森”不来找自己，就亲自去看他。一看之下，原来这个“毛善森”是个冒牌货。毛森说明了原由，毛人凤倒也不去追究，只是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还有意将他引为亲信。后来毛森从警校毕业，被送进特训班，随后加入复兴社（军统前身），从此追随戴笠，成为军统一员。在填表时，他去掉中间的“善”字，改为毛森，从此一生延用。

毛森入闽初显身手

毛森首次完成戴笠交下的任务，就显示出他不同于众的“才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蔡廷锴、蒋光鼐率第19路军开赴福建。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在急调10万大军围剿的同时，又担心原驻闽部队异动。于是戴笠派毛森去福建进行监视。他以军事杂志记者身份来到浦城，浦城驻军是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经一番笼络之后，毛森与张殿基结成好友。与浦城相邻的建瓯、龙溪、邵武三地驻军，都与张殿基有关，当地驻军也就始终未卷入“闽变”。后“闽变”失败，戴笠由此器重毛森，任命他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毛森长袖善舞，各方颇多好评。有关毛森的“美誉”不断传到福建省主席陈仪耳中。陈仪是浙江绍兴人，视毛森为大同乡，从此也对其青睐有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正在福建的毛森突接戴笠急电，命他速去江山招兵买马，组建一支特工部队-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并委任他为二大队队长。

城府很深的毛森专程向陈仪辞行，一贯重义气的陈仪慷慨地赠给他一批军用物资。毛森初建别动大队时，就靠这批军用物资起家。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主席，接任伊始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对这个恩人，毛森并未偏袒，他和汤恩伯一样，大义灭亲，揭发检举陈仪叛变。毛森探知陈仪有向中共靠拢并准备策反汤恩伯部的机密后，立即向上峰告密，并监视陈仪的举动。随即，陈仪被汤恩伯检举，1950年被国民政府处决于台北。

抗战期间的毛森

作为一名特工，毛森可说是相当出色的。抗战期间，他两次被日军逮捕，竟能顺利出逃，足可为例。

1938年9月，毛森奉派潜伏在杭州，任情报站站长。毛森要求戴笠派一个机智、干练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并提出具体人选-胡德珍。她是浙江特训班的学员，毛森发现她既稳重又聪明。当时他已和发妻离婚，有意重组家庭，胡正是合适的对象。

胡德珍之兄胡朴人是个新闻记者，在他帮助下，毛森开设火腿行、米店，俨然是一副商人模样。接着，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偿。按军统家法，抗战时期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毛森提出的理由是组成家庭更有利于潜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还批特支费500元作为贺礼。

正当毛森新婚燕尔之时，1939年1月18日，日本宪兵将毛森寓所(大井巷2号)团团围住。毛森措手不及，被捕入狱。幸而胡德珍未受牵连。狱中的毛森挺住种种酷刑，坚不招供，说自己只是个商人。胡德珍在外面策划营救。10余家商店联名要求保释“毛老板”；毛的部属沈风与驻杭伪军第一军军长徐朴诚的四夫人有关系，通过她打通了关节；这时重庆方面也派人来进行营救。三管齐下，日寇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1942年，毛森在上海再入日寇罗网。当时，他奉戴笠之命，悄悄进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动总队，进行破坏活动。一时间，日伪仓库被炸、铁路瘫痪、汉奸遭狙杀……

这时，毛森属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在行动中失手，陈纪廉被捕，供出两个交通的名字，这两个人也随即被捕，其中内交通周觐光受不住日军酷刑，供出毛森。毛森第二次被捕。

毛森被捕后，一时群龙无首，行动总队停止了破坏活动。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察觉到毛森作用举足轻重，下令加强对毛森的看守。敌人将他囚禁在狄思威路宪佐部队，由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轮值。宪佐中有中国人，毛森遂用黄金加以收买，居然有人愿为毛森所用。

于是，处在严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执行与指挥戴笠交下的“除奸令”。

当时的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为利所诱，投降了汪伪特务机关“76号”。戴笠大为愤怒，下令毛森除掉此人。“除奸令”到时，毛森已经入狱。胡德珍将命令秘密传递到狱中。毛森想出一个除奸方案交胡德珍执行。胡德珍收买了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让他暗杀余。此计果然成功。

余一死，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首领李士群察觉是毛森主谋，便向日本人告状。日寇加强了对毛森的看守，准备必要时把他处死。

1944年元旦，乘日本人不在场，毛森在中国宪佐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邢俊才早已被毛森收买)，在外面的接应下，他迅速离开上海到了浙西淳安。

戴笠此时也在淳安。按军统惯例，被捕人员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任用。戴笠打破惯例，立即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由上校晋升少将。

软禁中的毛森

1941年初，毛森奉命来到上海，组建上海行动总队，并任总队长。1942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

不知何故，日伪当局误以为毛森地位很高，于是居为奇货，不但未给他苦头吃，反而“待为上宾”。毛森说：“日人把我地位估计很高，认为把我软禁优待，重庆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沪恐怖行动了（即是把我当做人质）。如果杀了我，重庆不过再派人来，治安还是不能维持。”

毛森的太太胡德珍，亦是军统特工，遂将此种情况电告重庆，戴笠得知后指示说：“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

于是，毛森乘机对日本人表示：“愿尽所力，协助维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将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调用，同时续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络；由我全权运用，你们不要插手。”

对此，日伪“欣然接受”。毛森说：“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

看到这种情况，日本人误以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更觉得自己的“怀柔”政策无比有用。此后，每当抓到“疑似”重庆的“地工”人员，便让毛森前去协助审讯，以助“甄别”。上海抗团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侦破“荣案”名利双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森重返上海，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大发接收财。

一件名利双收的事，等待着毛森。

1946年4月258日晨，民族资本家、“棉纱、面粉大王”荣德生外出途中遭绑匪绑架。

消息见报后，中外纷传，舆论大哗。蒋介石也大为震怒，汤恩伯推荐当时在无锡第一绥靖区司令部任职的毛森负责破案。

毛森赶到上海，部署破案事宜。其时，荣德生已被家人以50万元美金赎出，但毛森并不就此罢手，下决心要捉拿主犯。

一天，原上海行动总队的旧部黄福林来报，他发现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近日骤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黄福林还说，浙江嵊县人刘瑞标有绑架案前科，他本在临安(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来上海与王晋唐碰头，还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嫖妓。

在黄福林探得刘瑞标在临安的确切地址后，毛森亲自带领几名得力人员来到杭州。他们以有一批木工活为由，把刘瑞标从临安诓骗到杭州。重刑之下，刘瑞标如实招供了一切。毛森再经精心策划，捕获了匪首骆文庆、王绍寅、袁仲书、吴小开、吴志刚，连同先前捕获的刘瑞标、王晋唐，一共7人。

为此，蒋介石奖励毛森5万元美金，汤恩伯因推荐毛森有功，奖福特汽车一辆。荣德生也亲到毛宅道谢，馈谢金表一只、金笔一对，毛森名利双收。

解放前夕疯狂杀人

见过毛森的人，第一印象是：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俗，待人谦虚，颇似儒雅文人。然而透过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却是个凶狠的个性。两者形成巨大反差。

戴笠的私人秘书王绍谦曾多次接触毛森，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毛森自己烟酒不沾，也不许别人在他办公室里吸烟。一次，某个部下违反了他的禁令，他命卫兵搜查这人口袋，还有6根烟未抽完。他命令这人将烟用开水泡了，吞下肚去。“你喜欢吃烟，就这样吃下去!”毛森的特点由此可见。有人背后改称他为“毛骨森森”。

上海被解放军占领前夕，毛森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大开杀戒，突击处决地下党。

1949年2月7日，“民革”成员策划京(南京)沪两地暴动，因事机不密，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马骏名等9人被捕，4月4日押送上海，落入毛森之手。5月9日，孟、吴、萧3人被处决于宋教仁公园(即闸北公园)。

三天后(5月12日)，解放军在上海外围发起总攻，炮声隆隆，在市区清晰可闻。毛森加快了处决的进程。他下令从死囚牢提出13人，其中有第三战区少将参谋长陈尔晋和他的妻子张曼霞(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张已怀6个月的胎儿，毛森将他们一起处决。被毛森处决的还有上海市委地下电台台长张困斋(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之弟)；解放军京沪特派员贾云超、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以及民主人士陈惕庐、张达生、朱大同等。牢里的500多人，大部分由毛森下令用不同方法处死。有的被装进麻袋投入黄浦江，也有的被活埋在牢房里(如黄炎培之子)。上海占领时，死牢里的500多人，幸存者只剩下28人。

得罪小蒋逃出台湾

1949年5月24日晚，解放军向上海发起总攻，毛森在吴淞口登上最后一艘军舰退往厦门。蒋介石任命他为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不久厦门又告陷落。毛森全家撤到台湾。1949年7月，蒋介石听从蒋经国意见，在高雄主持秘密会议，对特工系统进行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取消原来的军统与中统。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任主委，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原军统人员占了“委员会”中的三席。毛人凤当日还沾沾自喜，毛森却不以为然。果然仅过半年，“委员会”即为“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主任，轻松夺取了特工系统领导权。

蒋经国的第二步棋，就是要毛人凤交出潜藏在大陆的军统人员名单。毛人凤又气又急，不久就患肺癌而死。蒋经国再逼毛森，要他交出东南沿海地区“游击队”的关系，所谓“游击队”纯属子虚乌有之事，毛森无法向小蒋交代，向老蒋求情又无效，只好逃出台湾。他与妻子胡德珍先到香港，台湾方面发出了通缉令。1958年，毛森只得又逃到美军占领下的冲绳岛隐蔽下来，一住10年，直到1968年才移居美国。

1985年6月，毛森曾致函大陆江山人周邦恭，谈到此事。他说，毛人凤“受蒋经国打击，我从旁支持他，所以蒋对我也结下梁子”(即结仇之意)；又说：“退台之后，因不满蒋经国所为，即离开出国。”这是毛森自己说的“真相”。

晚年的毛森颇有故园之思，1992年5月，他与妻子胡德珍、长子毛建光从旧金山飞抵上海，走访亲友并回到浙江江山，遂了思乡之愿。回美后，他于同年10月在旧金山去世。

后记

江山籍华人毛森先生及其子女毛河光先生等从1993年至2006年连续13年设立毛氏助学金，发放助学金13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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