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三毛一戴是哪些人?(毛森和毛人凤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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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三毛一戴是哪些人?
网上有关“国民党三毛一戴是哪些人?”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毛森和毛人凤什么关系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三毛一戴”
三毛:
毛人凤--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上将
毛万里--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办事处主任,后任国民党台湾-中美联合办公室主任-少将
毛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少将
一戴:
戴 笠--国民党军统局局长-中将
毛森和毛人凤什么关系
一戴三毛:
戴笠、毛森、毛人凤、毛万里.
戴 笠:国民党军统局局长-中将 ;
毛人凤: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上将 ;
毛万里: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办事处主任,后任国民党台湾-中美联合办公室主任-少将;
毛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少将。
是谁策划了轰动一时的荣德生绑架案?
军统局同事。
毛人凤(1898年-1956年12月11日),字齐五,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人,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他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统局的重要人物,在戴笠死后继任局长领导全局。毛人凤在军统系统中与毛万里、毛森、戴笠并称为三毛一戴,另与李士群、徐恩曾、戴笠并称为四大特务。
毛人凤和毛森的关系是什么
说起民国上海的帮派,大家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曾经纵横上海滩的青、洪帮。但实际上,除了名声最大、势力最强青帮和洪帮之外,上海滩作为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冒险家乐园,也寄生了一大批土匪黑帮,如绍兴帮、浦东帮、苏北帮、湖北帮等等帮派,都曾在上海滩肆意横行。
他们绑架敲诈勒索,乃至于明火执仗的抢劫,几乎无恶不作。仅仅绑架一事,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到1928年间,列强的公共租界警方就曾逮捕了1598名绑匪。从这个数据中也可以看出黑帮行事之猖獗,绑架活动之泛滥。
黑帮横行的上海,不仅仅普通民众屡屡遭到欺压迫害,连上海的商贾名流们也难以幸免。例如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先、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五金大王?唐宝昌、?钻石大王?范回春、中法银行公司总经理魏荣廷等多人都曾被黑帮绑架。
而在上海滩诸多绑架案中,最具轰动的还要数1946年,上海滩第一富翁、著名实业家、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绑架案。
1946月25号,乘坐防轿车的荣德生和儿子、女婿及两名保镖准备回家,然而在家门口却被军警拦下,这些军警开着军用车辆,拿着盖着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深红色逮捕证将荣德生逮捕。
一起乘车的荣德生的儿子感觉有些蹊跷,父亲从未犯罪,再加上荣德生本人在上海具有崇高威望,为何会突然被军警逮捕呢?在往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核实时才发现,那些所谓逮捕荣德生的军警根本就是冒牌,父亲荣德生被绑架了。
荣德生被绑架一事迅速传遍整个上海,荣德生作为上海商界的领袖,他被绑架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也下令彻查此案。在高压之下,整个上海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等几乎同时对上海进行了大搜查。
但是,正所谓打草惊蛇,遍布上海的军警宪特不到没有丝毫成果,反而使得绑匪愈发谨慎。绑匪先是多次变换地方,直到第五天后绑匪才将电话打到荣家,索要的赎金高达100万美元。当时的美元是名副其实的美金,100万美元数额之巨,整个上海滩也没有几个人能一下子拿得出来。
在多次讨价还价之后,绑匪将勒索金额降至50万美元。荣家深知军警们的搜查虽然声势浩大,但是依靠腐败无能的政府,荣家老爷子被撕票的概率远高于被解救。因此,为保住荣德生,他们决定按绑匪的要求交纳赎金换回人质。
在与绑匪约定地点后,筹集了50万美元的荣家到达接头地点,不料却被事先得知埋伏在此的警方直接抓住,而绑匪却早已经事先逃走。最令人无语的是,警察没抓到绑匪,却将拿着美元的荣家人直接扣留,并将钱没收,理由是荣家擅自与土匪接洽,是私通土匪。荣家苦苦哀求之后,这些警察才将美元还给荣家。
无奈之下,荣家只能再次想法与绑匪联系,最终,荣家产业中的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因与绑匪骆文庆熟识,因此他作为中间人,最终躲过了警方,找到隐蔽的地点,用50万美元换得了荣德生被释放。
虽然荣德生最终被释放,但是荣德生绑架案在上海乃至全国影响都极为恶劣,作为知名度极高,也是当中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实业家,荣德胜在家门口遭到绑匪绑架,几乎使上海滩名流人人自危。连位于南京的常凯申也十分震怒,他要求上海限期破案。
最终,由于久查无果,这个任务落到了军统少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毛森身上。作为一名出色的特务,毛森明锐的特工嗅觉让他发现了手下黄绍寅的异常。他发现,收入并不高的黄绍寅突然挥霍无度,他不但买了美国汽车,还拿着美金出入十里洋场。
靠着这个怀疑和线索,毛森不但确认了黄绍寅是绑架案的主谋,更顺藤摸瓜一举将参与绑架案的15个人全部抓获。1946年8月27日,位于上海的军事法庭判处了主谋黄绍寅、骆文庆等8人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这场案件中,除了利益熏心的原军统特工黄绍寅之外,主要绑匪都处于一个帮派,这个帮派就是大名鼎鼎的嵊县帮。从轰动全国的荣德生绑架案中可以看出,要不是贪婪不知节制的黄绍寅迫不及待的花天酒地,这场绑架案即使有军警宪特等诸多部门共同努力,也很难被侦破。
作为?经验丰富?的老手,早在民国时期,嵊县帮在上海滩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嵊县帮在上海滩以绑票勒索为主,他们组织周密,经验丰富,心狠手辣,行事十分猖獗,屡屡犯出大案。1937年的京杭国道绑票案,也是嵊县帮所为。
可以说,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嵊县帮,几乎谈虎色变。嵊县帮并非凭空冒出来的,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明清之际,嵊县就以土匪闻名。到民国初期,嵊县土匪就转变?业务?范围,从明火执仗的打砸抢烧,逐渐转变为更具?技术含量?的绑架勒索。
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浙东四明山为中心,嵊县帮活跃于嵊县、诸暨、新昌、奉化等地,因此,这些土匪也被称为诸嵊匪帮。随后,诸嵊匪帮逐步将势力蔓延至杭州上海。嵊县土匪绑票,以组织周密、计划巧妙周全、手段残酷著称。
尤其是在1927年,孙传芳部被北伐军击败之后,孙传芳部的士兵被击溃后无路可去,纷纷携带枪支进入浙江山区与当地的土匪勾结,开始过上了聚啸山林的生活。这些实力大增的土匪,也成为浙北地区最大的匪患。
最嚣张时,有土匪甚至攻入了安吉县城,将县长和城内的八名富户掳走,并索要赎金高达50万元。当地的村庄,为了防止土匪作乱,每个村子都建有坚固的围墙,像一个小型的城堡一样将村子包围起来。甚至连只有九户人家的村子也建有围墙和城门。从中也可见嵊县土匪的猖獗。
这些嵊县帮的土匪,一直混迹于上海、苏南和浙北地区,整个民国时间始终未能彻底清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嵊县在内的嵊县匪帮,方才彻底被清剿干净。
他是毛仁凤的亲哥哥他能力不如他哥但结局比他哥好多了
毛人凤和毛森没有关系。
毛人凤(1898年—1956年12月11日),字齐五,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人,毛人凤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毛人凤是极度迷信的,对算命、看相、风水一类的术数学特别相信。
他认为自己一生的好运是和命相分不开的,潘其武对命相学极有研究,无论在何处发现了有名气的命相家,潘其武总是带去见毛人凤,毛人凤对方士的话,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毛人凤的五行中缺火,为补此火,特化名以炎,而且多年来一直延用此名,特别是戴笠的化名被改而死,毛人凤对这化名更是处处使用。
故居和墓地
毛人凤故居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贺村镇水晶山底村,据建筑风格和村民介绍是民国时期建筑,为坐南朝北的四合院式布局。砖木结构,前后两进三开间,一天井,左右设厢房,半封闭式阁楼。大门所在墙体上有装饰性圆形砖柱。前进穿斗式用五柱,后进六架梁,天井用石灰石砌成,厢房敞开式,保存完整。
毛人凤墓地位于台湾省新北市汐止区昊天岭,其墓园约百坪,墓旁有陆军上将毛君人凤墓表,墓志铭则为忠勤永念。该墓表与墓志铭皆为时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作品,后墓地迁离原址。
在军事系统中,有“三毛”之说,指的是三个姓毛的重要人物:毛仁凤、毛森、毛万里。
毛仁凤和毛森以前都被介绍过。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一根头发”——毛万里。
与毛仁凤和毛森相比,毛万里的能力差很多,最高只有少将军衔,军统局浙江站站长,与戴笠的关系也不是很好。他能与毛仁凤、毛森并称“三毛”,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兄毛仁凤的影响。
不过,毛人凤是三毛中结局最好的一个。
毛万里,1903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他有六个兄弟。他排名第六。五哥就是大名鼎鼎的毛仁凤。
毛万里的学历只有高中毕业,是“三毛”中最低的。高中毕业后,毛万里离开家乡到湖北黄陂县当了一名小文员,后来又回到浙江开化县当了小秘书。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毛万里在历史上是一个酱油制造商。他怎么会成为军事领袖?这就要说到戴笠了。
1932年,毛万里在家无事可做,于是心血来潮,报考了浙江警校。在学校公布录取结果之前,毛万里听说学校的特派记者是浙江人戴笠,就给戴笠写了一封信,显示他的拍马屁能力。
毛万里见到戴笠后,发现这个年轻人其实是毛仁凤的哥哥,于是说:“兄弟,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为什么不去考警校?跟我混!”于是,戴笠直接把毛万里调到了南靖鸡鹅巷53号。这个地方不简单。是军统特务最初的老巢,也是戴笠发迹的地方。
毛万里一出道就和军统老大戴笠打得火热。可以说他是相当幸运的。戴笠也非常信任毛万里,提拔他为私人机要秘书,成为戴笠身边的重要人物。
在全面抗战期间,毛万里成功地指挥了多次暗杀行动,除掉了许多汉奸。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提拔为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兼少将浙江站站长。
然而,尽管毛万里很受器重,他与戴笠的关系却不太好。他们脾气不好,毛万里喜出望外。戴笠对他印象不好。
有一次,毛万里奉命去中央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万里本想着升职加薪,不料戴笠对他的安排让他大失所望,他被任命为沈醉的秘书。当时,沈醉是一个军事上校,相当于毛万里。太好了,毛万里深造后没有升职,甚至去给另一个上校当秘书了。可想而知,毛万里非常生气。
毛万里心情不好,坚决拒绝做沈醉的秘书。戴笠知道后大怒。在会上,他点名批评了毛万里:“我派毛万里去工作,他两次违抗我的命令。万字头上有两个角,我是擦角工!”
这件事让毛万里坐了冷板凳,他在戴笠心中的地位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好了。
军统局东南办事处设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顾。当时第三战区的纪律腐败。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顾不愿得罪人,于是派担任第三战区执法队队长进行整顿。
毛万里也是个实诚人,认为这是自己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于是接连处决了几个贪官。结果整个第三战区都知道执法队长是军队系统的毛万里,这让军队系统和军队本已敏感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戴笠得知后批评毛万里:“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做出杀人这样的事!”
去台湾后,由于与蒋经国关系恶化,毛人凤于1956年因抑郁症去世。毛森作为毛仁凤的心腹,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一气之下
毛森的人物生平
父毛锡湖生有3子,毛森即为第三子。因家境贫寒,毛鸿猷本务农,后家道渐兴,15岁时才读小学,成绩甚好。他从一名小学教员,攀附戴笠、毛人凤,成为军统巨枭;抗战期间,他曾冒险潜伏在敌占区,两次被捕,又两次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逃脱;解放前夕身为上海警察局长的他,面貌儒雅,内心却凶狠,杀人如麻,绰号“毛骨森森”;败退到台湾后,他得罪了蒋经国,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并遭通缉,只得再次出逃。
军统巨枭“一戴三毛”
在偏处浙江西南一隅的江山县,上个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众多国民党特工人员,并且多属军统系统,其中“一戴三毛”尤为着名,人称军统巨枭。“一戴”即戴笠,“三毛”即毛人凤、毛森、毛万里。
“三毛”中的毛森,当年被视为“杀人魔王”,威名远播。然而其人其事,又久久蒙在一层神秘面纱之后,鲜为人知。
毛森原名毛鸿猷,1908年出生于江山县界牌和仁村。他小学尚未毕业,便借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考入衢州第八师范。
1930年从师范毕业后,毛森当了一年小学教员,便不安于这“猢狲王”的职业,于1931年考进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
恰在此时,戴笠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部属有妻舅毛宗亮和毛人凤、毛万里兄弟。毛人凤听说31届新生中,有个学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真毛善森是毛人凤的本家兄弟,毛人凤感到奇怪,为何“毛善森”不来找自己,就亲自去看他。一看之下,原来这个“毛善森”是个冒牌货。毛森说明了原由,毛人凤倒也不去追究,只是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还有意将他引为亲信。后来毛森从警校毕业,被送进特训班,随后加入复兴社(军统前身),从此追随戴笠,成为军统一员。在填表时,他去掉中间的“善”字,改为毛森,从此一生延用。
毛森入闽初显身手
毛森首次完成戴笠交下的任务,就显示出他不同于众的“才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蔡廷锴、蒋光鼐率第19路军开赴福建。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在急调10万大军围剿的同时,又担心原驻闽部队异动。于是戴笠派毛森去福建进行监视。他以军事杂志记者身份来到浦城,浦城驻军是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经一番笼络之后,毛森与张殿基结成好友。与浦城相邻的建瓯、龙溪、邵武三地驻军,都与张殿基有关,当地驻军也就始终未卷入“闽变”。后“闽变”失败,戴笠由此器重毛森,任命他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毛森长袖善舞,各方颇多好评。有关毛森的“美誉”不断传到福建省主席陈仪耳中。陈仪是浙江绍兴人,视毛森为大同乡,从此也对其青睐有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正在福建的毛森突接戴笠急电,命他速去江山招兵买马,组建一支特工部队-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并委任他为二大队队长。
城府很深的毛森专程向陈仪辞行,一贯重义气的陈仪慷慨地赠给他一批军用物资。毛森初建别动大队时,就靠这批军用物资起家。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主席,接任伊始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对这个恩人,毛森并未偏袒,他和汤恩伯一样,大义灭亲,揭发检举陈仪叛变。毛森探知陈仪有向中共靠拢并准备策反汤恩伯部的机密后,立即向上峰告密,并监视陈仪的举动。随即,陈仪被汤恩伯检举,1950年被国民政府处决于台北。
抗战期间的毛森
作为一名特工,毛森可说是相当出色的。抗战期间,他两次被日军逮捕,竟能顺利出逃,足可为例。
1938年9月,毛森奉派潜伏在杭州,任情报站站长。毛森要求戴笠派一个机智、干练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并提出具体人选-胡德珍。她是浙江特训班的学员,毛森发现她既稳重又聪明。当时他已和发妻离婚,有意重组家庭,胡正是合适的对象。
胡德珍之兄胡朴人是个新闻记者,在他帮助下,毛森开设火腿行、米店,俨然是一副商人模样。接着,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偿。按军统家法,抗战时期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毛森提出的理由是组成家庭更有利于潜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还批特支费500元作为贺礼。
正当毛森新婚燕尔之时,1939年1月18日,日本宪兵将毛森寓所(大井巷2号)团团围住。毛森措手不及,被捕入狱。幸而胡德珍未受牵连。狱中的毛森挺住种种酷刑,坚不招供,说自己只是个商人。胡德珍在外面策划营救。10余家商店联名要求保释“毛老板”;毛的部属沈风与驻杭伪军第一军军长徐朴诚的四夫人有关系,通过她打通了关节;这时重庆方面也派人来进行营救。三管齐下,日寇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1942年,毛森在上海再入日寇罗网。当时,他奉戴笠之命,悄悄进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动总队,进行破坏活动。一时间,日伪仓库被炸、铁路瘫痪、汉奸遭狙杀……
这时,毛森属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在行动中失手,陈纪廉被捕,供出两个交通的名字,这两个人也随即被捕,其中内交通周觐光受不住日军酷刑,供出毛森。毛森第二次被捕。
毛森被捕后,一时群龙无首,行动总队停止了破坏活动。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察觉到毛森作用举足轻重,下令加强对毛森的看守。敌人将他囚禁在狄思威路宪佐部队,由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轮值。宪佐中有中国人,毛森遂用黄金加以收买,居然有人愿为毛森所用。
于是,处在严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执行与指挥戴笠交下的“除奸令”。
当时的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为利所诱,投降了汪伪特务机关“76号”。戴笠大为愤怒,下令毛森除掉此人。“除奸令”到时,毛森已经入狱。胡德珍将命令秘密传递到狱中。毛森想出一个除奸方案交胡德珍执行。胡德珍收买了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让他暗杀余。此计果然成功。
余一死,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首领李士群察觉是毛森主谋,便向日本人告状。日寇加强了对毛森的看守,准备必要时把他处死。
1944年元旦,乘日本人不在场,毛森在中国宪佐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邢俊才早已被毛森收买),在外面的接应下,他迅速离开上海到了浙西淳安。
戴笠此时也在淳安。按军统惯例,被捕人员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任用。戴笠打破惯例,立即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由上校晋升少将。
软禁中的毛森
1941年初,毛森奉命来到上海,组建上海行动总队,并任总队长。1942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
不知何故,日伪当局误以为毛森地位很高,于是居为奇货,不但未给他苦头吃,反而“待为上宾”。毛森说:“日人把我地位估计很高,认为把我软禁优待,重庆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沪恐怖行动了(即是把我当做人质)。如果杀了我,重庆不过再派人来,治安还是不能维持。”
毛森的太太胡德珍,亦是军统特工,遂将此种情况电告重庆,戴笠得知后指示说:“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
于是,毛森乘机对日本人表示:“愿尽所力,协助维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将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调用,同时续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络;由我全权运用,你们不要插手。”
对此,日伪“欣然接受”。毛森说:“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
看到这种情况,日本人误以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更觉得自己的“怀柔”政策无比有用。此后,每当抓到“疑似”重庆的“地工”人员,便让毛森前去协助审讯,以助“甄别”。上海抗团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侦破“荣案”名利双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森重返上海,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大发接收财。
一件名利双收的事,等待着毛森。
1946年4月258日晨,民族资本家、“棉纱、面粉大王”荣德生外出途中遭绑匪绑架。
消息见报后,中外纷传,舆论大哗。蒋介石也大为震怒,汤恩伯推荐当时在无锡第一绥靖区司令部任职的毛森负责破案。
毛森赶到上海,部署破案事宜。其时,荣德生已被家人以50万元美金赎出,但毛森并不就此罢手,下决心要捉拿主犯。
一天,原上海行动总队的旧部黄福林来报,他发现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近日骤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黄福林还说,浙江嵊县人刘瑞标有绑架案前科,他本在临安(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来上海与王晋唐碰头,还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嫖妓。
在黄福林探得刘瑞标在临安的确切地址后,毛森亲自带领几名得力人员来到杭州。他们以有一批木工活为由,把刘瑞标从临安诓骗到杭州。重刑之下,刘瑞标如实招供了一切。毛森再经精心策划,捕获了匪首骆文庆、王绍寅、袁仲书、吴小开、吴志刚,连同先前捕获的刘瑞标、王晋唐,一共7人。
为此,蒋介石奖励毛森5万元美金,汤恩伯因推荐毛森有功,奖福特汽车一辆。荣德生也亲到毛宅道谢,馈谢金表一只、金笔一对,毛森名利双收。
解放前夕疯狂杀人
见过毛森的人,第一印象是: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俗,待人谦虚,颇似儒雅文人。然而透过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却是个凶狠的个性。两者形成巨大反差。
戴笠的私人秘书王绍谦曾多次接触毛森,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毛森自己烟酒不沾,也不许别人在他办公室里吸烟。一次,某个部下违反了他的禁令,他命卫兵搜查这人口袋,还有6根烟未抽完。他命令这人将烟用开水泡了,吞下肚去。“你喜欢吃烟,就这样吃下去!”毛森的特点由此可见。有人背后改称他为“毛骨森森”。
上海被解放军占领前夕,毛森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大开杀戒,突击处决地下党。
1949年2月7日,“民革”成员策划京(南京)沪两地暴动,因事机不密,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马骏名等9人被捕,4月4日押送上海,落入毛森之手。5月9日,孟、吴、萧3人被处决于宋教仁公园(即闸北公园)。
三天后(5月12日),解放军在上海外围发起总攻,炮声隆隆,在市区清晰可闻。毛森加快了处决的进程。他下令从死囚牢提出13人,其中有第三战区少将参谋长陈尔晋和他的妻子张曼霞(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张已怀6个月的胎儿,毛森将他们一起处决。被毛森处决的还有上海市委地下电台台长张困斋(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之弟);解放军京沪特派员贾云超、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以及民主人士陈惕庐、张达生、朱大同等。牢里的500多人,大部分由毛森下令用不同方法处死。有的被装进麻袋投入黄浦江,也有的被活埋在牢房里(如黄炎培之子)。上海占领时,死牢里的500多人,幸存者只剩下28人。
得罪小蒋逃出台湾
1949年5月24日晚,解放军向上海发起总攻,毛森在吴淞口登上最后一艘军舰退往厦门。蒋介石任命他为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不久厦门又告陷落。毛森全家撤到台湾。1949年7月,蒋介石听从蒋经国意见,在高雄主持秘密会议,对特工系统进行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取消原来的军统与中统。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任主委,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原军统人员占了“委员会”中的三席。毛人凤当日还沾沾自喜,毛森却不以为然。果然仅过半年,“委员会”即为“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主任,轻松夺取了特工系统领导权。
蒋经国的第二步棋,就是要毛人凤交出潜藏在大陆的军统人员名单。毛人凤又气又急,不久就患肺癌而死。蒋经国再逼毛森,要他交出东南沿海地区“游击队”的关系,所谓“游击队”纯属子虚乌有之事,毛森无法向小蒋交代,向老蒋求情又无效,只好逃出台湾。他与妻子胡德珍先到香港,台湾方面发出了通缉令。1958年,毛森只得又逃到美军占领下的冲绳岛隐蔽下来,一住10年,直到1968年才移居美国。
1985年6月,毛森曾致函大陆江山人周邦恭,谈到此事。他说,毛人凤“受蒋经国打击,我从旁支持他,所以蒋对我也结下梁子”(即结仇之意);又说:“退台之后,因不满蒋经国所为,即离开出国。”这是毛森自己说的“真相”。
晚年的毛森颇有故园之思,1992年5月,他与妻子胡德珍、长子毛建光从旧金山飞抵上海,走访亲友并回到浙江江山,遂了思乡之愿。回美后,他于同年10月在旧金山去世。
后记
江山籍华人毛森先生及其子女毛河光先生等从1993年至2006年连续13年设立毛氏助学金,发放助学金13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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